• 400-631-0189
  • QQ在线
  • 微信
    扫一扫关注集团官方微信号
    更多惊喜,期待您的加入
    集团微信号:jiuliyuan99
    或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 个人中心
  • 您好, 威海市宇王集团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宇王LOGO
企业文化
400-631-0189
在线客服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 咨询热线:400-631-0189
  • 传    真 :0631-5979157
当前位置: 首页 > 企业文化 > 儒商之道

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之精华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05日来源:admin编辑:admin浏览次数:27

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一。孔子重视道德修养,经孟子的继承,《大学》、《中庸》的发挥,到了宋代,理学家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为“四书”,全面阐发了其中的伦理思想,把道德修养作为为学做人的根本。
中国古代道德修养,包括对道德伦理的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朱熹说:“穷理中有涵养功夫,养其所穷之性;涵养中有穷理功夫,穷其所养之理。”这里的“穷理”就是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涵养主要是指道德的践行。理学家把道德修养作为认识的重要手段,并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知和行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问题,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承认“行”的重要,而当时所指的行,主要又是指道德实践。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到朱熹的“自古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在古代道德修养中,已经提到了社会理想、理想人格、道德的基本原则、道德修养的一般规律等伦理学所涉及的许多基本问题。其中许多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对共产主义道德建设,是值得借鉴的。

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明明德就是净化人类光明的德性。用这种德性去教化人民使之自新,就是“亲民”。使人们的道德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至善”。这三条,后人称之为“三纲领”,也是修养的目标。“至善”的境界,既指理想人格,也指理想社会。至善的人格就是“圣人”;至善的社会就是“大同”。

(一)理想的人格“圣人”。

圣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圣人观。道家“绝圣弃智”,反对儒家的圣人,但并不是不要圣人。《老子》谈到圣人的地方很多,它的圣人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完全顺应自然的。反对人为的造作,尤其是儒家的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老子认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是对大道的破坏,而理想人格应当是完全符合大道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既反对物质利益的争夺,也反对精神名利的追求;“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使人回复到不知有利益,不知争夺的谆朴状态,这就是道家所崇尚的“大道”。

墨家的圣人是大禹,所以墨子的理想人格,就是勤劳俭朴,艰苦力行,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墨子的一生,以大禹为榜样,“劳心苦志以赈世之急”,“坐不暖席”。“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胫无毛。”(《庄子?天下》)墨子本人就是以“圣人”为榜样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很少谈圣人。他谈得最多的是“君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认为君子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做到“仁”。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也是其他道德的根本,所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里的本就是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孔子也只是力争做到,而不敢自封为仁人。尽管他的学生都说他是圣贤,“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但孔子却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雍也》)并非老天爷的安排。他不但否认自己是圣人,而且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那么有没有圣人呢?孔子认为圣人还是有的,那是像尧舜那样才能称为圣人。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尤病诸!”(《论语?雍也》)可见圣比仁更高,尧舜尚且不易做到,要做圣人是很难的。

孟子以后,儒家才大谈圣人。孟子认为“圣人”就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也就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又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圣人高于常人,可以做后世万民的师表。什么是“圣”?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作为圣人,不但要求有高尚广大的德行,而且要以自己的行动去感化群众。荀子明确提出:“圣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荀子?礼论》)也就是说,圣人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当圣人则是为学的目的,不能做无方(没有规矩)之民。

《中庸》一书则进一步把圣人加以程式化:“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是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三十一章)圣人之德配天,足以与天比美。这一段描述,是对孟子“大而化之”思想的发挥。“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二十七章)圣人不仅是“人伦之至”,而且成了“发育万物”,和天地同功,这就夸大了圣人的作用。

(二)理想社会“大同”。

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很多,道家理想的是“小国寡民”的桃花源式的社会。《老子》八十一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战争,人们自给自足,很少交往,道德非常纯朴。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实际上是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美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老子设计的这种社会,无疑具有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战争的意义,表达了人民安居乐业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社会,是以毁弃文明为代价的:“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包括车船、兵器,以至文字,要回复到“结绳记事”的远古。在老子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智慧的增长,利器的发明,人们的道德必然走向堕落。“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返回大道的办法,就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老子看到了道德和社会发展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但却是片面的。以毁弃文明为代价,使人们回复到原始社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大同。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也提出过举贤才,但对理想社会并没有系统的描绘。后来在《礼记?礼运》篇中托名孔子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的提出,是孔子有感于鲁国的衰落,大道不行而发的。当时是春秋末期,社会发生了大变动,引起旧制度的破坏,从而出现社会动荡。孔子所指的大同社会,是指夏、商、周三代以前的社会,依然是对古代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美化。 
  从大同社会的具体内涵来看,它和夏代以后的“家天下”不同,而是天下为公,选举贤能者来治理社会,如尧舜禅让。在大同社会里,人们讲信修睦,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在大同社会里,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不藏于已,出力不为已。大同社会的民风谆厚,太平无事,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更不会有盗窃乱贼发生。

大同社会比小国寡民的社会更具吸引力,因为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以毁弃文明的消极办法来实现的,大同社会则是在肯定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对道德状况的完善进行不断的追求。所以大同社会,实质上是借古代社会之名,寄托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因而为后代进步的思想家所追求,成为激励人们争取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近代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社会把天下私一人的时候,即是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至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更是直接继承了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原则是“中庸”

在历史上,虽然道家、墨家都提出过他们的理想人格,但如何达到理想人格,即在修养原则和修养方法上,谈论得不多。相比之下,儒家则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的学问,主要就是探讨道德修养的学问。

(一)中庸。

儒家把中庸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或中道,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既是儒家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中庸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恰到好处,既不能做过头,也不要不及。因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两者都不是中庸。朱熹说:“道以中庸为至,贤者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则失中则一也。尹氏曰: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缪之千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矣。”(《四书集注?论语?先进》)子思著《中庸》,对中庸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作为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什么是中庸?朱熹传述二程,对中庸解释为“不偏”、“不易”。不偏就是适中,即无过无不及。二程以“庸”为“不易”,就是不能改变的道理,也就是程朱所说的“天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朱熹对这一章做这样解释:“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是说情之未发,无所偏倚,当此之时,万理毕具,而天下万物无不由是出焉。故学者于此,涵养栽培,而情之所发,自然无不中节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答廖子晦德明》)中和就是中道、中庸,它是来自人们喜怒哀乐等天性之本然。七情未发动之时称为中,七情发动而恰到好处(该怒者怒,该喜者喜)叫做和。达到中和,天地之位就端正不偏,万物也就发育生长了。把“中庸”说成是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改变的。

儒家认为一切道德都要受中庸的制约,凡是道德的行为都应该是中庸的体现。凡是违反中庸这个基本原则,都是不符合道德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二章)中庸是君子之道,小人肆无忌惮,自然是违反中庸的。君子时中,既要时刻保持中道,也要因时而处中。朱熹对此作注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

儒家认为尧舜就是能够因时处中、并坚持不懈的榜样。“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六章)所谓执两端而用其中,即是执中。“两端”可以因时因地而变,所以“中”也应该是随时而变的。朱熹明确表示了这一观点:“程子曰: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又曰: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则不中矣。”“中”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故不可执着,一成不变。“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这就是“执中者害于时中”(《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权就是要变通,不能固执。虽然不能胶于一定之中,但执中这个道理却是不能变的。

作为道德的基本原则,中庸是不容易掌握的:“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三章)孔子说过,天下国家可以平治,爵禄可以辞掉,甚至可以赴汤蹈刃,但要完全做到并保持中庸却是非常困难的。中庸是君子贤人之道,但君子贤人有时也会违反中庸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四章)有些人自以为懂得中庸,其实不懂,因而往往陷入困境。或者虽然选择了中庸之道,但不难长期坚持下去。孔子认为只有像颜渊那样的高足弟子才算是真正懂得中庸,并且能坚持下去:“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八章)

中庸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就是要坚持一定的“度”。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的界限,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使好事也变成坏事。儒家反复强调要执中,“不及”固然不好,过了头也不好,过和不及同样都不符合道德要求。左不好,右也不好,过左过右都不符合中道。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总有该事物的规定性,达不到一定的度,还不能成为该事物;超过一定的度,该事物就变成另一事物了。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无法用确切的、数学上的量来表达的,但这个量又是确实存在的。 
在《论语》中,孔子就一再论证这个度的存在。他认为许多本来是好的道德,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反对一切过分的言行,主张“允执厥中”(《论语?尧曰》),指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者敢作敢为,往往过头;狷者对有些事情是不肯干的,这就是不及。作为君子必须坚持中道。在“文”与“质”的关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朋友交往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为政》)君子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这些都是坚持中道原则的体现。

(二)礼。

中庸在具体道德行为上的表现就是要求符合礼,礼就是道德行为的标准。孔子把礼的作用定为“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就有中和的意思。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因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礼对统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也要以礼,一切道德都要符合礼。恭、慎、勇、直等,本来都是一种美德,但过了头或不及,不受礼的节制,就不是美德了。“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劳是徒劳而无功,葸是拘谨、畏缩;绞指说话尖酸刻薄,所以恭、慎、勇、直诸德,如果超越了礼,其作用就会走向道德的反面。

孔子提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夫!”(《论语?颜渊》)“克已复礼”就是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仁”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一切善美之德的概括。当颜渊问,怎样实行仁的具体办法时,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礼。礼和“中庸”一样,也是随时而变的,如夏、商、周之礼不尽相同,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损益的结果。礼是可变的,随时而变使趋于适中,也就是“时中”的体现。

孔子以中庸为道德之极,荀子则提出“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对礼作了新的解释:“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同上)他的礼的实质也就是中庸。《荀子?儒效》篇明确指出,礼就是中,“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为中?曰:礼义是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道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焉,斯圣人矣。”这里的“能虑”、“能固”,和懂得中庸,并且坚持中庸的意思是一样的,如能自觉(好之),就是圣人。

荀子反复强调:“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荀子?修身》)如果不法礼,不足礼,就是“无方”(没有规矩)之民。又说:“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荀子?儒效》)礼是君主用来检验臣民是否道德的尺度,这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后来《礼记?乐记》更进一步提出:“礼,天地之序也”。礼不仅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尺度,而且成了自然界的秩序,就像自然规律一样不能违背,把礼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后来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作张本。

(三)理。

宋代二程和朱熹继承儒家的思想,把中庸和礼发展为“天理”。朱熹极端推崇“四书”说:“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十四)因此他通过集注四书,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道德修养论。

朱熹给《中庸》作序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个“定理”,也就是二程的“天理”。二程自称“天理”二字是他们“自家体贴出来”的,不完全对,但二程确有改造之功。朱熹认为《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此理也就是“天理”,亦即礼。实际上仍然是指中庸的道理。这个理为宋明理学家所认同,因此也就成了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一切道德都要符合理,合理就是礼,不合理就是违礼,也就是违反封建道德。孔子说“仁者爱人”,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四书集注?论语?学而》)仁就是爱人的“理”。仁包括诸德:“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四书集注?论语?颜渊》)  在程朱看来,天理就是人伦之至,它不仅包含了“三纲五常”,也包括天地万物的准则。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集?读大纪》)正因为理有这样的作用,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反的。“孔子之所谓克已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坚持这个基本原则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最终成为圣人。

三、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方法是“内省”

儒家道德修养的特点是强调实践,在实践中提高道德境界;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严格自律;强调要从自身做起,反躬自省,严于责已,宽以待人。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建设中仍然有借鉴作用。

(一)重视道德实践。

前面谈到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行,荀子第一次提出“学至于行而止”,学的归宿是行。《大学》说:“孝者所以事亲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说明道德本身就是要求实践的。

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道德实践。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把履行孝、悌、信、仁这些封建道德规范放在首位,而且学得的知识也要用于实践:“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先进》)学诗是为了在官场上打交道(讲话),学礼是为了立身处世,都是要用于实践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对于道德来说,更是这样。光懂得怎样的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还不够,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甚至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道德修养的实践中,领导带头尤其重要。“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大学》也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同,但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今天仍然是这样。如果口头上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号召群众学雷锋,学孔繁森,而自己行动上却斤斤计较个人私利;口头上说要反腐倡廉,行动上却整天沉浸在吃喝玩乐之中,甚至贪污受贿,这样的领导讲话就没有人听,他们的行为只能引起群众的反感。

程朱理学家继承和发扬了儒家重视道德实践的思想。朱熹说,为学只有两件事,就是“理会,践行”,但最终还是落实到“践行”上。所以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知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学之道,虽以诚意正心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穷尽物理,使吾之知识无不精切而至道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篇也。”(《朱子语类?答曹元可》)为此朱熹著《四书集注》,对此四书的道理作了全面阐发。提出“自古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固然要进行道德实践,一般学人也离不开道德实践。他在《答胡广仲》中说:“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就是说,既要读书,就要履行道德,“小学”所讲的洒扫应对进退等基本礼节的练习,就是一种道德实践。“大学”更是要坚持实践,格物致知就是大学道德修养的起点。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就是要接触事物以求得事物之理。他强调事事物物都要“格”它一番方可。强调道德实践,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同样是必要的。

(二)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儒家的道德修养,首先强调“诚”。作为道德规范,“诚”就是指诚实,也包含有“客观实在”的意思。诚在道德修养中很重要。《大学》提出“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把诚意列为道德修养“八条目”中第三条。

《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二十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可以叫做诚,把这种道理(规律)移作人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老老实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天生诚实的人,是不需要勉强的,这种人的行为可以不加思索都能做到恰当,自然符合中道,这是属于圣人一类。道德行为是一种自律行为,确实需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理学家强调要把不好的念头消灭于未萌之前。道德行为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把错误的不道德的动机消灭,自然就不会有不道德的行为。为此,二程提出“闲邪存诚”的修养方法。闲即防止,防止邪恶的念头在于保存诚实的本性。立足于诚,保持老老实实的态度,心口如一,言行统一,反对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闲邪和存诚相辅相成,保持诚实的本性,自然就不会有邪恶的念头。二程说:就像人家有房舍,不修围墙,就不能防止强盗的侵害。等到强盗来了再去驱赶,强盗东来往东赶,西来往西赶,就赶不胜赶了。所以防止强盗的最好办法是修围墙。人的思想上也有强盗,邪恶的念头就是思想上的强盗。要防止邪恶的念头,也要筑围墙,这个围墙就是“诚”。所以要存诚,时刻保持诚实的本性,邪恶的念头就无从产生。

理学家强调要把不好的念头消灭于未萌之前。道德行为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把错误的不道德的动机消灭,自然就不会有不道德的行为。为此,二程提出“闲邪存诚”的修养方法。闲即防止,防止邪恶的念头在于保存诚实的本性。立足于诚,保持老老实实的态度,心口如一,言行统一,反对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闲邪和存诚相辅相成,保持诚实的本性,自然就不会有邪恶的念头。二程说:就像人家有房舍,不修围墙,就不能防止强盗的侵害。等到强盗来了再去驱赶,强盗东来往东赶,西来往西赶,就赶不胜赶了。所以防止强盗的最好办法是修围墙。人的思想上也有强盗,邪恶的念头就是思想上的强盗。要防止邪恶的念头,也要筑围墙,这个围墙就是“诚”。所以要存诚,时刻保持诚实的本性,邪恶的念头就无从产生。

其次要行恕道。宽以待人,主动向好人学习。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则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是说,看到别人的长处就要学习,看到别人的短处,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这种短处,如果有,应当立即改正。曾子把孔子的一贯主张概括为“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恕就是要宽以待人,将人比己,这是一种自觉的表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凡事都要推己及人,这就是行仁的方法。《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思想,实际上是承认别人和自己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平等思想的萌芽。时至今日,这种“换位思考”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来说,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当前社会上的许多问题,不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思想吗?把这种换位思考推广到各个方面,《大学》称之为“矩之道”。“矩”在这里是象征道德上的示范作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矩之道。”总之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强加于人,应当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发扬的。 

第三,提倡“慎独”。什么叫慎独?《大学》认为慎独是诚意的表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对这一段注说:“独者,人虽不知而己所能独知之谓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慎,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兹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其大意是说:君子要特别注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要检点自己,特别要注意在别人听不见的时候,也要怀着警惧之心。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不能被发现的,即使在最隐蔽的地方,最微小的不道德行为,总是会被发现的,所以君子对自己独自处事时都要特别慎重,那怕是一个人独自关在暗室里都不能有任何不道德的言行以至念头产生,要凭良心行事,这就是慎独的境界。 
慎独要有非常高的自觉性才能做到。因为邪恶的念头只存在于人心之中,别人既看不见,也就无从去监督和评价,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这种自觉克制邪念的修养功夫,和宗教神学的道德不同,宗教道德的维持,要靠神的监督,行为者是在戒惧于神的情况下,多少有些无奈。慎独的境界则是在没有任何人和神的监督下完全自觉去履行道德义务,表现出行为者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重内省,从我做起。

孔子提出内省。“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子思作《中庸》说:“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中庸》三十三章)意思是说,通过自我反省,自己问心无愧,还有什么值得忧虑和惧怕的!“无恶于志”就是无愧于自己。内省,类似我们今天说的自我批评,自我思想斗争。儒家非常重视内省修养,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种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在道德修养中确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道德要求自律,当然也不完全排除他律,但更重要的是自律。毛泽东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道德行为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如果一定要从外部施加压力,令人不得不那样去做,就不具有道德意义了。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就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思想斗争,克制坏的或不道德的念头。社会舆论的监督,道德评价对人们道德习惯的形成,对社会风气的改变,都有不可否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要通过行为者转化为自我的行为才能达到,这就需要通过内省。

儒家强调道德修养要从自身做起,对己严,对人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这些思想包含了非常可贵的成分。对己严,多看缺点,就会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人多看优点,就会宽宏大量。如果人人都能这样,人际关系就自然融恰和谐了。所以《大学》提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就是说,作为有道德的君子,应当是自己已经具备某种美德,才能去要求别人具有这种美德;自己没有那种毛病然后才能去批评别人那种毛病。韩愈在《原毁》中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殆;轻以约,故人乐为善。”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总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应当首先做到,否则就是苛求于人,就不是从我做起。作为领导者尤其值得注意,正人必先正己,如果自身不正,就没有资格去正人了。

先秦儒家就把义利对立起来,宋代理学家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义利、理欲矛盾的实质,就是公与私的矛盾。道德修养的实质就是要去私存公,排除私心杂念,人们就能坚持道德行为。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诚。”朱熹说:“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四书集注?论语?里仁》)要排除私心物欲,就要存心、养心、求放心,恢复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四德,使之符合公心。当然也不是要完全排除物欲,只要“以己所欲,譬之他人”,推己及人,就是出自公心了。可见儒家反对的利欲只是私利和私欲。去私存公应该说是一切道德修养的通则。


友情连接
24小时服务热线:
  • 400-631-0189
  • 传真:0631-5979157
集团荣誉:
在线留言
收缩
  • QQ咨询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 电话咨询

  • 400-631-0189
扫一扫关注集团微信号